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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荔浦县沙子岭，有一座并不起眼的老地主大院，乌黄的墙体，三层楼高的炮楼，雕工细腻的窗栏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这个历经百年的老宅做过地主的家，做过人民的食堂，而最让它引人关注的是它曾做过日本侵华时期的慰安所。

　　罗善学的母亲当年就是被关在这里度过了三个月的“”生活。

　　2014年9月的一个下午，罗善学在这个被称为“陈家大院”的慰安所接受了一队日本记者的采访。

　　罗善学的亲戚带着记者从院子一侧的胡同穿过，到：“老太太当年就是从这里逃走的。”罗善学若有所思地跟着听着，这些他早已经知道。

　　不辞的罗善学，总习惯默默地坐着，默默地抽烟。如果有亲戚在旁可以应对记者，他自己便一言不发。

　　采访结束之后罗善学笨拙地说了几句客套话和他们挥手道别。一旁的亲戚打着圆场：“中国日本以后关系还是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还是好朋友。”送走了日本记者，罗善学摇摇头说，“讲不清楚……下一代是好的，但上一代人是坏的。”

　　“我不是父亲地里的苗儿”

　　原本七十多年前的往事，村里知道的人越来越少，而2007年却再次被翻开。一个经过小古告屯村的记者，从村民的聊天中得知这里有一个“日本仔”，寻访下去，韦绍兰奶奶和罗善学的经历才逐步被人们知道。

　　1944年11月，日本兵进了广西，在小古告屯二十公里的马岭驻扎了军队，并四处村民。小古告屯的村民大多逃进附近山上的洞里避难，当时20岁出头的韦绍兰背着幼小的女儿下山喂猪，不幸被日本兵发现，车前，“不上车就，他们拿着长的枪。”吓破了胆的韦绍兰和另外两个妇女一同被带到马岭。日本人来之前，马岭最大的地主陈家闻讯逃走，留下一座空空的陈家大院，随即陈家大院被日本人征做了慰安所。韦绍兰便被关在陈家大院堂屋左侧的卧房里。

　　在马岭，韦绍兰度过了三个月的隶生活。一天凌晨，韦绍兰趁的空隙背上女儿逃出了陈家大院。跑了两天，终于回到了小古告屯村，心情复杂的丈夫罗巨贤还是接受并了妻子。但好景不长，不久韦绍兰发现怀孕了，算了时间肯定不是罗巨贤的，在罗家巨大的分歧下，韦绍兰的婆婆做主留下了孩子。

　　1945年农历7月13日，罗善学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日本兵和“”的儿子，他无从选择地背负着“日本仔”、“鬼子仔”这些沉重的身份。

　　以后的日子里，在罗巨贤眼中，罗善学像个活的招牌，不断地提醒着他那段不堪的记忆。

　　从马岭回来不久，被带到慰安所的女儿就过世了，罗善学是罗家的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善学又相继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的区别对待便愈加明显。

　　“我不是他地里的苗儿。”罗善学这样解释和父亲的关系。从小罗善学就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吃饭时一锅饭煮两样的米，全家只有罗善学吃满是杂菜的粗粮，父亲带回的零食也几乎分不到一点。最让罗善学不满的是他儿时的一次眼疾，父亲也没有出钱给他治疗，使他最终破了相。让他的一生除了心理上的痛苦更增添了身体上的缺陷。

　　据罗善学回忆，儿时和小伙伴玩的时候，大家互起绰号，“仔”、“牛仔”、“蛮子仔”大家互相叫，到了罗善学，大家都叫他“日本仔”、“鬼子仔”。起初罗善学并不在意，时间久了，渐渐发觉这绰号包含着很多恶意。问母亲，母亲只是无奈地别管他们，不要回嘴。父亲偶尔和母亲吵得凶，会带出来些“老牛婆”（淫妇）的土话，渐渐地罗善学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并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父亲的疏离，小伙伴的取笑让罗善学从小沉浸在自卑中不愿与人交流，只愿每日和小鸡小鸭共处。据熟悉罗善学的亲戚讲，罗善学的性格一直比较孤僻，从小即如此，没人特别留意。而随着母亲韦绍兰的经历一点点地公开，大家也渐渐地回忆起来罗善学曾经的种种表现似乎都与之有关——如果有人聊起日本的话题，抗日或是其它，罗善学总是默默走开；看到有关抗日的电视剧，俩都会情绪低落甚至情极落泪。

　　唯一肯站出来的日军之子

　　2007年报导之后罗家便炸开了锅，韦绍兰的儿女们原本只是听老人讲过日本人来过村子，抓过女人，但并没想到韦绍兰就是其中之一。韦绍兰已经年过80，并不愿意再次提及这些难言的往事。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回应美国关于问题的议案，多次矢口否认日本与“”的关联，“”并非而是自愿的军妓，并且有行动，也有收入。安倍言论一出，引起中韩及东南亚各国的强烈。也把“”问题推向国际的风口浪尖。

　　曾在电视机前看过这段新闻的韦绍兰和罗善学，十分。

　　自1992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者纷纷挺身。接着在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充分地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制度在日军中的存在，一个追究日本在“”问题上的战争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正是这样的一场运动让韦绍兰和罗善学的生活变得不再平静。在学者和的不断努力下，他们终敢地走了出来，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站出来指证日军的幸存者。

　　2007年7月5日，由一直关注问题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资料馆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世界第三个有关“”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了开馆仪式。资料馆外墙的展板上有一半是韦绍兰的资料。

　　2010年12月，韦绍兰和罗善学又受到资助远赴东京参加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的纪念活动，辗转在几个大学讲述了受侵害的过程和之后无法逆转的人生悲剧。会场上几次抱头痛哭。

　　一遍遍地讲述这段痛苦的回忆，对二人来说并不容易，据韦绍兰的外孙讲，关注刚开始的几年，每次讲完旧事，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平复自己。

　　惨淡的今日

　　“站出来”后，韦绍兰和罗善学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和学者的关注而改变多少。因为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有眼疾的相貌，罗善学一直没有说上媳妇，他和母亲一起住在一间七十年代建起的黄泥房子里，是村子里最老旧的房子之一。脚下是坑坑洼洼的土地，开裂的墙壁可以看到外面的透进来的光，每每下雨，屋顶都有雨渗下来。

　　69岁的罗善学渐渐也没有了劳动能力，全家没有收入。亲戚里只有侄子一家住在附近，也就是韦绍兰的外孙一家。大事小情靠着侄子一家照料，罗善学偶尔割割草替侄子家里喂喂牛。

　　武文斌向乡里递了材料，为韦绍兰申请困难补助。据说申请成功之后会有几百块的一次性帮助，此外，苏智良教授所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对“”幸存者进行援助，每年2000-5000元不等的帮助，算上二人的低保、养老保险、无保户、韦绍兰的高龄补助加起来，二人每个月靠这700块不到的生活费过日子，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仍显捉襟见肘，看病开药都要靠罗善学侄子一家接济。

　　韦绍兰身体愈来愈差，两个月前头晕眼花地出门，在门口乡道上被一辆摩托车刮倒，去医院检查，发现了心脏病和肝脏肿瘤。现在每日白天温度升高就头晕得厉害，轻飘飘的身子坐进椅子时，都会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唉哟”。

　　据苏智良教授统计，中国境内曾被日军做“”的妇女有20万以上，只上海一个城市能查到的慰安所就有160余个，数字触目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国内能找到的幸存者只有30余人，而这些老人都是90岁上下，并逐年在减少。纪录片导演郭柯的团队跟随苏教授去走访拍摄了现存的“”。2012年，他们制作了第一部纪录片，片名叫《三十二》，意为截至拍摄结束，国内尚存的“”幸存者有32人，今年，他们制作了第二个纪录片，片名《二十二》，时隔两年，又有十位曾经这段触目惊心历史的幸存者去世。而余下的二十二人，不知道是否能看到日本真正承认这段曾经的。

　　由韦绍兰指认，荔浦县马岭当时被用作慰安所的陈家大院，被人们发现。作为广西唯一一个可以确认的慰安所旧址，荔浦县将予以修复和，将其建成警示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预计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