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人物邹纬：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医生

　　撰稿/李拓

　　来自甘肃的儿科医生邹纬，曾就职于国内某军区总医院，10年前公派赞比亚执行援非任务时，她偶然结识了“无国界医生”组织，并于2012年正式加入，从此长期奋战在冲突、疫病之地的医疗前线。今年8月28日，邹纬主动请缨，重返遭受埃博拉病毒的塞拉利昂，是该组织唯一一名在抗击埃博拉前线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回国休整期间，邹纬医生11月2日在接受了腾讯新闻专访。

　　一直在一线

　　“我一直都是一线工作，去年10月份在塞拉利昂开始工作不久，埃博拉出血热就已经开始爆发了。”邹纬对出血热很熟悉，在埃博拉爆发前，她收治的病人很多都感染了比较特殊的地方性疾病Lassa出血热。

　　“它的途径和埃博拉是一样的，包括潜伏期、症状都很相似，所以我有一部分这类的经验应该可以用的上。”由于埃博拉感染和率过高，病人需要统一安排到专门的隔离点收治，因此在结束上一项任务前，邹纬都没有机会见到真正的埃博拉病人，“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有点好奇。”

　　埃博拉（Ebola virus）又译作伊波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知的最的病毒之一，级别超过艾滋病和SARS，目前尚未有任何疫苗被有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目前已有超过13000人受埃博拉病毒感染，近5000人死亡。

　　满怀好奇心和医生的感，邹纬在完成了长达9个月的援非项目回国后，申请重返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今年8月，当“无国界医生”新建在塞拉利昂博城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启用后，邹纬作为不二人选，第一时间被委派到一线抗击埃博拉。

　　疫情爆发后，每周往返塞拉利昂的国际航班曾大量停飞，仅保留布鲁塞尔的一个班次。8月28日，邹纬登上当时唯一的一班飞机，发现空荡荡的宽体机上，稀稀拉拉只坐了20多人。想到即将前往埃博拉重灾区，邹纬不但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兴奋地拍了张照片分享给朋友们：“哇，这是我有生以来坐过最宽敞的飞机！”

　　为何在非洲爆发？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果蝠是埃博拉病毒可能的原宿主。

　　“我自己都见过他们杀了猴子、鹿等野生动物在街上卖。”在非洲，很多人有野生动物的习惯，包括猴子、蝙蝠等等。

　　“非洲人很热情，见了小孩都要抱起来逗一阵子，见面的时候互相拥抱问好。”邹纬认为，当地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的习惯，也是造成大面积传染的重要因素。

　　“塞拉利昂60%以上人口都是穆斯林，他们的丧葬习俗是人死之后，尸体要整个洗一遍再包起来下葬，因此家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尸体。”邹纬介绍，埃博拉在非洲迅速与当地风俗密不可分，以前历次埃博拉的爆发都与病人的葬礼有关：“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力越到后期越强，人死后，病毒在很长时间内仍能。”

　　“无国界医生”会派遣健康教育的队伍和一些做调查的队伍去到周边的村镇调查人群的感染情况。

　　疫情带来的恐慌也不容小觑。目前，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家，人们即使染上一般疾病也不敢求医，当地医护人员因担心受埃博拉感染而不敢上班，医疗系统的崩溃，病毒的，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医疗危机。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当地医院只有一、两部救护车，无法满足运送运病人的需求。

　　“有一次，医院打电话给我们说有11个病人要送来，等到第二天救护车才开过来，但车上只有5名病人，其余6名病人可能已经不在了。”虽然长期在冲突、疫病之地的医疗前线工作，但邹纬还是感到：“刚到塞拉利昂的时候，同事就告诉我，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医生。”

　　对埃博拉，世界上根本没有专家

　　每天早晨，邹纬和同事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消毒间200多双带编号的靴子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双“私人定制”，邹纬开玩笑说：“这是每天最艰巨的任务。”

　　医疗中心给每位医护人员定制了不同的靴子，“靴子大了病毒有可能会从缝隙进入，靴子小了长时间工作穿着不舒服，脱起来也不方便。”

　　埃博拉医疗中心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里，有3~4个小时医护人员被PPE防护服从上到下包裹得严严实实。邹纬回忆起，有一天下午特别热，她第一次穿PPE防护服进入病房高危区，由于长时间高温作业，她险些晕倒。

　　虽然会抱怨“天气热，穿着防护服就跟洗桑拿似的”，但在防护上邹纬并不敢大意。

　　定制靴子、PPE防护服、头套、口罩和护目镜，装备每次使用前后都会经过氯溶液消毒。在这样的全副武装下，依然有部分医生和被感染。

　　7月，2名援非的美国医生感染了埃博拉；在塞拉利昂，5名感染埃博拉的医生已有4人死亡；日前，“无国界医生”的一名医生返回美国后，查出埃博拉病毒测试呈阳性。

　　“无国界医生”在一次说明会上提出“对埃博拉这样的疾病，世界上根本没有专家。”

　　邹纬也有同感：“我们对埃博拉的了解也并不是特别清晰，虽然知道它是经过接触的，但即便我们穿着的防护服，尽量不接触病人，仍然还是有风险存在。

　　邹纬还是很乐观：“现在并不恐慌，我还是很认真执行整个感染控制程序的。”

　　尽人事，听

　　“孩子才来了3天就不在了。”重返塞拉利昂，邹纬接到的第一例病人是个6岁的小男孩，由于疫情爆发后床位越来越紧张，被收治的小男孩只能住在临时帐篷中。虽然接受了治疗，但男孩还是没能撑过去。

　　“在Kailahun治疗中心的时候，有一个8个月大的女孩，他们村子90%以上都感染了。她妈妈当时有症状，经过检测是埃博拉，过了三天，孩子也出现发热。”回想起病人们不断逝去，一向乐观的邹纬陷入了悲伤：“当时小女孩的情况还可以，我们都挺希望她能活下来的。整个医疗队都很关心这个孩子，每一个人进到高危区时都会专门去看她一眼，给孩子喂奶、喂水、用药，一起商量孩子的治疗计划。很可惜，孩子最后还是没能活下来。”

　　从医近20年，邹纬见到的病人死亡案例一年都超不过5个，来到抗击埃博拉最前线，情况完全不同了。

　　“我们收治的病人最多的一天就死掉了7个。”邹纬喃喃地说：“只能用‘尽人事，听’来安慰自己。”

　　虽然埃博拉是邹纬见过最的病毒，而且至今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问世，但她和同事们依然回不少生命。

　　不久前，“无国界医生”的Kailahun治疗中心收治了两名孕妇，分别怀孕7个月和9个月，“来的时候，她们肚子里的孩子都已经死了。”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引产很困难，还会有大量带病毒的羊水分泌物。”情况十分棘手，“无国界医生”立即从Bo城的治疗中心调来一名专业助产士，并特别设立了单独的隔离空间做手术。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邹纬和同事们特别振奋：“挺高兴的，这两个孕妇后来都活下来了。”

　　据“无国界医生”驻华代表安娜医生介绍，“无国界医生”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及利比里亚共设有6所治疗中心，接收病人超过5000人，其中3000人确诊感染埃博拉，目前已有1200多人康复出院。

　　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前线抗击埃博拉任务，邹纬并没有立刻返回中国。“我是10月底才回来的，因为还在欧洲呆了21天。”由于埃博拉病毒有潜伏期，她自觉在布鲁塞尔独居21天。目前已知该病毒最长的潜伏期不超过21天。

　　“考虑到咱们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疾病，也没有相关治疗经验，组织认为把我们安排在布鲁塞尔进行医学监察，这样来说比较安全。”

　　11月2日，雾霾许久的在一夜大风后重现蓝天。午后的库布里克书店内，几十名天南地北赶来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学生和记者围坐在邹纬身边，静静聆听她波澜不惊地分享埃博拉一线的种种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她眼里似乎与以往的工作并无二致。有人问她是靠什么力量下来的，她回答的很坚定:“我享受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本节目由腾讯新闻与广西新闻频道合作推出—

　　在塞拉里昂，70岁的Amie（左）、26岁的Jattu（中）和她2岁的女儿Rosaline, 都挺过了埃博拉病毒的，由无国界医生的健康教育团队护送回家。手上状大小的文件是她们的出院证明，证明她们已经痊愈，不会病毒给别人。摄影/P.K. Lee M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