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世界与忧郁的缅甸

　　中国难免困惑：“为何中国援助缅甸那么多，却无法换回他们的认可与尊重？”“也许，缅甸还没有准备好世界，脚步应该再慢一点。”

　　自2008年缅甸修宪完成，2010年全国结束，2011年吴登盛当选缅甸总统，军“还政于民”以来，缅甸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着极大变革，初现曙光，但军人的影响力依旧存在，发展之仍然困境重重。无疑，与2005年我初次进入缅甸进行田野调查时相比，缅甸已更，互联网络与移动通讯在城市逐渐普及，ATM机悄然进入百姓日常生活。缅开始与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同盟及其他在野党派、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对话、磋商，并积极参与东盟活动，与美英等国家接触日益增多，2014年，缅甸首次担任东盟轮值，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触与合作，自身发展也逐步加入全球化进程。

　　2015年，缅甸将进行新一轮全国，各方力量登台，相互角逐。而2014年底，隐匿许久的彭家声重新集结“果敢民族同盟军”，与军展开游击战，大量难民涌入中国边境。缅北的动荡局势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与贸易往来造成极大影响，加之先前密松水库暂停修建等事件，中缅关系再度成为热点，其中不乏各种立场之下的揣测、评论与渲染。然而，若从社会与文化的视野出发，再度审视缅甸的发展与转型时，不难发现，问题的复杂性，乃源于殖民遗产、民族主义、国家建设、军政、性、市场经济、城市化、转型以及地缘、全球化时代中国之崛起等诸多内外因素的交织混杂，而这一切，需从缅甸国家社会构成谈起。

　　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末代王朝，1886年1月1日，英国宣布缅甸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随后开始对缅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与对其他英属殖民地相似，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将缅族、华人、印度人、山地民族以社会、经济分层区别对待（其时，缅族大多从事农业，华人、印度人则大多与商业、贸易、放债相关），以便从中斡旋，实施间接管理，这直接影响甚至强化了缅甸内部的族群与社会分层。某种意义上，分而治之的殖民管理，使缅甸社会的职业分化、经济与资源竞争逐渐与族群议题相互纠缠，并成为缅甸后族群冲突的历史根源。

　　事实上，英国之下的缅甸，乃一脆弱、不稳定的多元社会，各邦之间社会文化差异明显，从1947年昂山召集掸邦、钦邦、克钦邦商谈签署联合争取的《彬弄协议》所达成的松散联盟即可见一斑。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与东南亚其他新兴民族国家一样，面临着国家建设中的“整合式”—如何协调生活在缅甸境内的诸多族群的原生情感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共同体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持续至今的民族国家进程，在此过程中，缅甸民族主义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缅甸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缅甸人民的反殖民与抗日战争息息相关，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争取民族为目的的“我缅人协会”将缅甸民族主义运动推向，吴努与昂山均为协会的重要。但建国后，缅甸民族主义却逐渐转向族群民族主义，作为主流民族的缅族主导性意识形态逐渐出来。从吴努时代强调佛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执政纲领，再到1962年奈温后的缅甸社会主义线，“缅甸人的缅甸”式民族主义其中，随之而来的国有化运动，虽无明确“目标”，但受到极大冲击的却是两个主导经济的“外来”群体—缅甸的印度人与华人，尽管他们已在缅甸生活超过数代，平素与缅族百姓相处和睦。

　　此外，以缅族为核心的国家整合与标准化文化建设，也对生活在缅甸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产生了极大冲击，各邦的主导少数民族甚至为避免佛教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转信其他教，加之军政下的与资源控制等问题，导致各地少数族群采取各种形式抵抗国家的文化与社会整合，致使族群间的紧张关系难以消解，持续至今。1988年8月8日，因经济不振与而导致的运动爆发，各地乃至僧侣均有参与，显示出佛教具有上的强大动员力量。1990年5月，缅甸举行全国，之后，军以修宪为由还政于民，并民盟昂山素季。

　　在军治下的二十余年，缅甸社会经济缓慢发展，面对性危机，军一方面利用强力国家，并与少数商人结盟，推动经济；另一方面，则利用作为缅甸文化传统和资源的佛教来证成其性，如由举办佛牙舍利巡展，兴建、佛塔，给予僧伽较高待遇，同时推进政教分离等。这一举措，虽经由“共享之价值规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军的不满，却也将自身纳入了以“业报”为基础的社会场域，与其他践行佛教的能动者形成博弈。而缅甸“强、弱国家”的格局，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客观上使缅甸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运作成为可能。因之，在此时期，除佛教外，市场经济与策略，也成为维系与平衡社会秩序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自缅甸以来，受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吴努主导下的经济政策开始发生明显偏移，以鼓励发展民族工业与经济，但相对温和，并承认外侨对缅甸经济的贡献。1962年奈温执政后，缅甸社会主义线下的国有化政策及随后推行的计划经济，使私营经济严重受挫，以商贸、信贷为生的华人华侨与印度受到直接冲击。由于中印两国与缅甸外交政策不同，最终导致大量印度外侨撤离缅甸，而基于自身的情感归属与发展需要，同时受中国奉行的单一国籍政策的影响，大部分本地出生的华人移民选择留下，入籍缅甸。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缅甸华人步履维艰，辛苦经营的产业被收归国有，接手经营者又因不熟悉华人的商业运作而使国营商店很快入不敷出，生意萧条。简单化的国家计划因没有顾及各地实际状况而终告失败，国民经济趋近崩溃。“88.8.8”运动后，军积极推动经济，并以经济自主权换取民族地区的停火。但军政之下的国家经济，滋生了以资本为基础 / 政商共谋的利益集团，进而形成主导缅甸经济的少数群体，这一阶层的存在，并没有改变缅甸的社会经济结构，解决资源配置不公与悬殊等问题，也没有给带来直接利益，反而成为引发国内族群冲突的潜在隐患。

　　2011年吴登盛当选总统，军队及其代言人依然因其在中所占优势席位而对缅甸政局产生持续、重要的影响，与社会程度均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市场经济、、并非“天然”、稳定的合体。三者的契合需要渐进形成，在缺乏传统、教育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市场与的角力可能导致更加剧烈的社会分化，具体而言，居于经济主导地位的少数阶层与初获的多数之间，存在着持续张力，加之“分而治之”所留下的族群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的渲染等因素，致使市场与进程趋于对立，并有族群化的倾向。

　　主导缅甸经济的少数阶层的确不乏华裔富商，但华人商场占优与其经商历史与策略息息相关，与军政高层达成官商共谋的华人则少之又少。大部分本地出生的华人都能与本土族群相处和谐，热心地方公益，对缅甸具有较强的归属与认同。所谓缅甸华人异质性其实很强，除广府人、福建人、云南人、客家人等传统方言群体划分外，华人的移民历史、地方化进程及所在地区的社会与族群关系，均会对其族群认同产生影响，如新、老瓦城（曼德勒旧称）华人等。一旦市场与形成对立，社会分层、差距等议题则可能被“族群化”地动员起来，使华人再度被视为“外来者”，成为新一轮“”。

　　此外，缅甸的经济与卷入全球化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城市发展、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大众传媒、教化、力量的介入等因素，均对缅甸传统文化产生不小影响。在曼德勒以及缅北地区，华人族群及其经济活动的确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简单认为华人的发展了曼德勒的“传统人文景观”，并称之为上缅甸地区的“华人化”与“后殖民化”，不免言过其实。将生活在缅甸的华人视为单一群体，并将之与本土族群对立，忽略华人族群的多样性与地方化进程，这种本质化的族群成见，容易为意识形态所用，引发族群矛盾与冲突。因此，需留意族群民族主义等价值取向的影响，避免将“族群与经济”、“现代化与华人化”简单关联，这样才能走出“主义”后的月之暗面。

　　胞波，乃缅语兄弟之意，瑞苗胞波也经常成为中缅友好的代名词。的确，两地间的人、物往来，最早能追溯至汉代，明清以降，中缅边境贸易不断，往来频繁。二十世纪中叶，中缅建国，随即建立邦交关系，虽然之后也面临两国勘界、处理缅甸境内余部、中国党政双轨外交、缅甸排华事件等诸多问题，但两国关系发展大抵趋好，陈毅元帅曾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诗句表达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呈现出中缅所处区域“山山皆北向，条条南流水”的多元共生的人文地理风貌与社会生态，两国关系因而也具有明显的地缘色彩。

　　回归日常，不难看出，中国发展对周边国家可谓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各种中国产品遍布缅甸乃至整个东南亚市场，但吊诡的是，在缅甸，“中国制造”却常常与廉价却不优质、工艺粗糙、偷工减料等形象关联。其次，伐木与玉石开采，中国在缅甸进行林业、矿业开发，并不鲜见，但鉴于缅甸政局的特殊性，与谁签约，依据如何，是否存在一山一林一矿多签以及政策变化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投资、开采的性。另外，缅北地区很多山林遭受性砍伐，所到之处片木，俗称“剃头”，这又涉及采伐的科学性问题。相信这并非中国所愿，但在趋利又缺乏监管的市场下，民间贸易中产生的成见，却会造成缅甸对中国的，进而影响中国的海外形象。

　　如今，大量的中国游客、中资企业进入缅甸，但入缅之前，这些企业与游客对缅甸社会与文化却知之甚少。双方的文化差异，往往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譬如，缅甸笃教，进入时脱鞋、衣着端庄、保持肃静，礼敬僧侣，在场合避免亲密行为，被认为是基本礼仪，但中国因与化的影响，对教持不同态度，甚至不以为然。再者，中国后形成的实用、、高效的行事准则以及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并非追活的缅甸所能完全接受的人生价值。因此，尊重他者文化，入乡随俗，实属双方民间交往的必要前提。

　　谈及民族与文化，并非，现今中缅两国人民接触频繁，而各自所持“中心”立场，造成彼此“水土不服”，甚至引发冲突。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缅甸，包括久居缅甸的华人的紧张，并使缅将“德祐（缅语华人之意）”分为：一、世居缅甸、、尊重本土文化的华人；二、缅北山区以“德祐”之名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缅甸腹地的少数民族；三、经济之后进入缅甸投资、经商的中国人。而缅甸与对后两种“德祐”颇有微词，极端者甚至以“要裹”（缅语者之意）取“胞波”而代之。中国面对如此情形则难免困惑：“为何中国援助缅甸那么多，却无法换回他们的认可与尊重？”事实上，类似之事，同样也发生在东南亚乃至非洲，这是中国崛起，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许，缅甸还没有准备好世界，脚步应该再慢一点”，“虽然我们并不富裕，但你看，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在缅甸生活的日子里，缅甸朋友的两句话让我感触甚深，也能读到缅甸内心的平与不平，淡定中不免透出些许忧虑与忐忑。如今的缅甸变数不断，可谓喧嚣与同在，就与社会局势而言，虽因军政的历史原因，进展缓慢，但之门业已打开，不再可能完全把持政局，国内国际各种力量的介入，已成不可回避之现实，此外，虽然昂山素季仍被总统参选资格羁绊，但她领导之下的全国同盟，已经并且将在缅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力量不可小觑。

　　密松水库与莱比铜矿事件后，昂山素季审慎地表达了她对中缅关系的态度：“中缅两国之间，不是庇佑关系，而是朋友，更是邻居。”言之真切，值得深思。两国特殊的地理区位、人物流动与往来历史，使得我们需将中缅关系同时置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以及跨越疆界、多元共生的区域社会生态体系中加以考量。中国也需要重新思考缅甸变革与社会转型的诸多可能性及其后续影响，并做好充分准备。在肯定中缅友好关系的传统与价值的同时，增进信任，寻找再度平衡中缅关系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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